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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老中醫余瀛鰲經驗集
醫論醫話   二、“常法”治病失效之後
現代 · 余瀛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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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對於各種常見多發性疾患,不論中醫、西醫都有一套常用的防治方法,可以稱之為“常法”。
       一個醫生在診療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熟習“常法”。但光是熟悉“常法”難以應付複雜多變的證情,因此還需要學習、掌握一些靈活變通、更能契合具體情況的治法,這種方法簡稱為“變法”。掌握“常法”與“變法”的多少及其運用的精確熟練程度,是厘定一個醫生診治水準高低的尺規。
       最近我翻閱了清初張石頑先生的一個治案,案中謂:“癸卯元夕,周、徐二子過石頑齋頭縱欲,次日皆病酒不能起,欲得葛花湯解酲。餘曰:東垣葛花解酲湯,雖為傷酒專劑,然人稟氣各有不同,周子縱飲則面熱多渴,此酒氣皆行陽明肌肉之分,多渴知熱傷胃氣,豈可重令開泄以耗津液,與四君子湯去甘草藿香木香、煨葛根澤瀉,下嚥即蘇;徐子久患精滑,飲則面色愈青,此素常肝膽用事,腎氣並傷,酒氣皆行筋骨,所以不上潮于面,葛花胃藥,用之何益,與五苓散加人參肉桂,服後食頃,溲便如皂角汁而安。”(《張氏醫通·卷二》)凡是學過中醫的都很清楚葛花解酲湯是治療傷酒的“常法”,而張石頑能“因人制方”,以“變法”取效。通過這個病案,使我聯想到數年前自己的一個治例。1961年春,我出差去包頭市搞中醫教學,同時也承擔一些治療任務,有一位遷延性肝炎患者,症見右脅下痛脹,胸中痞悶、身疲肢倦,心中苦,善太息,大便燥結,小便微黃,食納尚可,苔薄邊紅,脈象弦細。肝大肋緣下2cm,並無黃疸,肝功能有三項不正常。我認為系“肝鬱夾熱”,遂以丹梔逍遙散加減,並以越鞠丸9克入煎,服數劑後,患者覺脅痛輕減,其它症狀也有所好轉,我就守住原法繼續治療,久而久之,逐漸失效,原有症狀複現,少腹有拘急疼痛,我覺得有些棘手,後寫信向業師秦伯未老大夫請教。秦老復函略謂:“據述症情,可考慮用‘玉璜治肝燥脅痛法’。”我懂得了是讓我試用清代魏玉璜先生的“一貫煎”方。按陸以《冷廬醫話》稱此方主治肝燥脅痛、胃脘痛、疝瘕等症,方藥為沙參、麥冬、地黃、枸杞子川楝子當歸身,結合輕治患者口中苦燥,于原方中加入酒炒黃連,服後數日,脅痛頓減,以此方增損連服,諸症悉緩。2個月後肝功能恢復正常,肝在肋緣下已不能觸及,最後以柔肝健脾法收功。
       從這個治例給我不少啟發,我起先用的丹梔逍遙散、越鞠丸是治療“肝鬱夾熱”的“常法”,但方中有一些香燥劫耗肝陰的藥,對經治的這位具有肝燥脅痛的患者是不相宜的。由此使我進一步體會到讀書、臨證均不可少,治病時心思須活潑細緻。古代有不少名醫能在其他人所用方內加上一味藥即能奏效,如元代《傷寒金鏡錄》作者杜清碧病“腦疽”,自己開了防風通聖散,但連服無效,當時另一名醫朱震亨替他診治後說:“你何不將防風通聖散用酒制一下。”後來按朱氏的方法治療,果然痊癒。又如明代的繆仲淳曾治一王姓遺精患者,病情相當重,甚至只要聽到婦女的聲音就會遺精,身體瘦弱已極,眼看不久于人世,一般醫生都說沒有辦法了,繆仲淳的一個學生處了一方,以遠志為君藥,蓮須、蓮子為臣藥,龍齒、茯神、潼蒺藜、牡蠣為佐使藥,配了一料丸藥,患者服後感到病狀緩解一些,但遺精還是沒有斷,繆仲淳診治後,認為學生這張方子配伍不錯,于原方中另外加入鰾膠一味,按前法服用,一料丸劑尚未服完,病就好了。
       因此,我想到作為一個醫生,當用“常法”治病失效之後,應該一方面自己翻閱有關文獻,從中求取借鑒,啟發診治思路;一方面向前輩師長虛心請教,必要時採取會診或病案討論的形式,千方百計,集思廣益。總之,為了病人的健康,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不這樣做。